Xi’s Color Revolution Obsession

Xi Jinping wishes to defeat “Color Revolutions” by defeating the United States China’s leader Xi Jinping had, in conversations with the then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ver a decade ago, spoken of China being the target of “color revolutions” (New York Times, Aug. 7, 2022) — a phrase adopted from Russia, ostensibly to show how the West engineered revolutions in former Soviet territories. This wasn’t Xi Jinping’s first complaint. During a visit to Mexico three years earlier, he bitterly vented his rage: “A few foreigners, with full bellies,[…]

Continue reading …

Domestic violence still a problem in China

China is coming to grips with domestic violence, and the judiciary is taking up measures to combat the menace after a series of high-profile cases recently highlighted the plight of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sparking nationwide outrage. As education, awareness and employment make their way across the country, more and more women are speaking up about domestic violence. It has elevated to a national concern in recent years. The latest data is not available, but past figures show how severe and alarming the problem is.   Way back in[…]

Continue reading …

Why Does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tect Them?

Why Does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tect Them? The Women of China In June 2022, a video surfaced of a woman chained up in a shack in Fengxian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China. Her inhuman experience of her being abducted, trafficked and abused repeatedly while bearing eight children caused shock across China’s heavily censored internet. After the woman’s story was made public, the local government issued five contradictory statements, quickly sealed off the village, silenced comments, and arrested netizens who tried to pursue the truth. To this day, questions about[…]

Continue reading …
唐山打人

中國政府爲什麼不保護她們?

中國政府爲什麼不保護她們?—— 唐山和徐州的女人 雪  笠     2022年6月18日 距唐山暴打女性視頻流出已經一週。當地公安機關看似雷厲風行地將9名涉案人—— 不管是打人的還是勸架的——統統逮捕歸案,並「誓言」要「掃黑除惡」、「還傷者公道,還市民安寧」。然而詭異的是,4名受害者及其親友至今悄無聲息、無人露面,記者也無法採訪到她們,以致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四位女孩已傷重離世且罪犯被頂包的傳言。與此同時,中國網民還在繼續爭吵著:這究竟是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還是性別暴力案件? 一項盡職調查發現,主犯陳繼志在唐山有兩家公司,其中一家現已吊銷的水產養殖公司,係他在2018年2月接手。恰好,2018年初,唐山方才「一舉剷除」以楊國全爲首的當地漁霸——一個「特大黑社會犯罪組織」。又恰好,有一位與這家水產公司的前股東陳立輝同名同姓者,幾年前也在唐山一家餐館夥同另兩名男犯性騷擾和毆打兩位素不相識的女性。那起案件被定性爲「互毆」,一名見義勇爲的男子(張學軍)被「判刑」,兩名女受害者的傷情被鑑定爲「輕微傷」,而施害者陳立輝卻鑑定爲比她們更嚴重的「輕傷」。 陳繼志的水產公司是否涉黑?陳繼志和陳立輝是什麼關係?陳繼志和他的打手夥伴們是否是黑社會漏網成員?陳繼志案和陳立輝案的處理結果會有什麼不同?答案很可能不出我們意外。 誠然,男性也經常成爲黑惡勢力的霸凌對象。但體力懸殊的女性顯然是更容易欺負的目標,也是罪犯更感「性趣」的目標。陳繼志不就單單挑了一桌全是女生的來下手嗎?   事實上,女性因爲反抗性騷擾而被「互毆」,男友或見義勇爲的男士因爲保護她們而被「拘留」甚至「判刑」的案件在中國各地每天都在發生。施害者既有黑社會,也有散兵遊勇。這些案件的共同特點都是:目標明確的針對女性的性暴力犯罪。 人類並非野獸,儘管廣義的性別暴力(gender violence) 仍然系統性地存在,性暴力(sexual violence)僅是少數惡徒的暴行。唐山案件之兇殘,人神共憤。絕大多數有正義感的男性,哪怕囿於法制的不健全而不敢挺身而出,也會憐惜受害者和聲討暴徒。然而有少数男性共情的卻是男性罪犯被拒絕後的羞憤、逼姦未遂的惱怒、和用暴力來維持「面子」的「男子氣慨」。在一個施害者全是男性,受害者全是女性的刑事案中,他們感受不到女性的恐慌,他們只反感女性的憤怒;他們不屑爲弱者吶喊,他們只在乎「女拳」對男性的羞辱。 一邊有案發現場girls help girls 的非凡勇氣,一邊有輿論戰場boys help boys的委屈辯解。 一邊是女性對性別暴力和社會治安的恐懼,另一邊是男權男性對女性覺醒的恐懼 。 而這一場廣泛的厭女情緒直接來自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引領。 儘管自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理論上一向標榜「男女平等」,女權運動卻屢屢遭遇打壓。當2015年國際婦女節前夕「女權五姊妹」因策劃「反公交車性騷擾」被逮捕,習近平即以行動宣告了中共對女性主義的態度。自此,女性主義被貼上了「製造性別對立」、「撕裂社會」、「影響穩定」、「境外勢力代理」、「美國意識形態」等錯誤標籤;而那些從無顛覆國家政權計畫的女權活動家們也因意圖「顛覆」父權而開始「享受」政治異議者的各種「待遇」。 2022年4月,中國共青團中央在微博發表大字報,批判「極端女權已成網絡毒瘤」。官方開炮鼓勵的「男拳運動」吸引了一大批在職場倍感壓力又在兩性關係中倍感挫敗的年輕男性,成功地將他們可能威脅到政權的怨懣和精力轉移爲揮潑向女性同胞的語言暴力。女權對男權之平權之爭,在中國終於被異化成女性與男性之立場對立。 而在中共早期的黨史,在中共自己還是「反賊」和「叛軍」的時候,他煽動的對象卻是年輕女性,提供的誘餌正是「極端女權」。然而攫取政權後的中共,哪怕只是掌握了延安割據政權的中共,就已經領悟到「慰安」和「維穩」的重要,就已經摒棄了馬恩系統的性別意識形態,回到了父權社會的「穩定」結構。毫無疑問,在一切爲了「堅決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目標下,維護既得的性別紅利才是最划算的選擇。 因此 —— 女人,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不過是可以分配給男性的福利,用來維穩的工具。她們當然不可以有反抗的躁動,不能成爲威脅現政權的存在。 所以,她們有時候是「半邊天」、「三八紅旗手」,有時候是「一人一個女學生」、「八千湘女」、「延安夫人」。她們昨天才被計劃生育圍捕,今天又被賦予爲國家生養三胎的重任。她們的子宮,不過是遵行黨的計劃定量生產的機器。 中共從來沒有想要解放女性,他們只是要「重新分配」女性和「優化使用」女性。中國政府爲什麼不肯拿出實質的努力來保護女性?因爲就跟購買財產保險一般,社會計算好了給予女性的保護,僅限於保護她們作爲「性資源」和「生育機器」的價值。 所以,拐賣圈禁婦女是被默許的,徐州的鐵鍊女是不需要解救的,唐山的四個女孩是不需要伸冤的,遇到性騷擾是不可以還手的一還手就是「互毆」的,出軌家暴甚至拐騙都是不可以作爲離婚的理由的 …… 只要不影響性資源的總體分配和計劃中「未來韭菜」的產量,女性的區區悲劇又算得了什麼呢? 所以,從徐州到唐山,中共政府寧無視受害者的公道,寧作罪犯的後盾,也不能讓三千萬「董志民」無「妻」可買,也不能容「境外勢力滲透」的覺醒女性顛覆男性霸權。 這,就是國家意志對中國女性的表態。 一個不尊重人權的國家自然也不能容忍女權。 一個不願保護佔人口一半的女性的社會談不上文明。 辛亥革命和女性解放運動一百多年後,中國正在退回叢林社會。 中文版首發《北京之春》 英文版首發《NATIONAL REVIEW》

Continue reading …

“Economy is Security, Security is Economy”: Will South Korea set an example for other Eastern Asian countries?

The fact that President Joe Biden chose South Korea as the first stop of his first Asian tour since his inauguration is significant. Washington and Seoul are seeking to upgrade their military alliance into a “comprehensive global strategic alliance.” But they also want to upgrade their economic ties into a “technological alliance,” with the intent of developing technology and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based on shared values. South Korean President Yoon Seok-yeol described the US–South Korean partnership as an “economic and security” alliance, emphasizing that “economy is security, and[…]

Continue reading …

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對六四紀念的三點反思和建議(二)

  對六四紀念的三點反思和建議—— (二)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 雪 笠 2017.06   年年紀念六四反思六四,今年我就談幾點對紀念六四的反思和建議吧—— 第一、紀念六四應當強調八九運動是全民運動; 第二、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 第三、紀念六四應當溯及本初。   二、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   講這一條,是特別為了悼念今年逝世的余志堅先生。 不要誤會我,基本上我是支持菁英民主政治,警惕民粹政治的。但是我要問一句:誰是菁英?誰稱得上菁英? 菁英一詞來自英文ELITE,早期的菁英主義是用身份、財產、地位來作爲衡量標準,這時候的菁英政治就等同於寡頭政治。後來發展到菁英民主以後,菁英的涵義再延伸到具備相當「知識」、「技能」、「天賦」的群體。姑且不論辭典上對菁英如何定義,我們支持菁英政治的基礎理由應當是:菁英比大衆具備更強的政治決策和管理能力,更高瞻遠矚。 然而事實上,在一個權力壟斷、機會不平等的社會,菁英是怎樣養成的呢? 在體制內,誰是菁英,誰不是菁英,是由地位高低決定的,而地位的高低未必跟能力成正比。體制外呢,菁英與否是由其透過媒體的影響大小決定的,至於知識廣度、思想深度和成熟度,並不起多大作用。我們哪怕看西媒也是如此 — 尤其從去年美國大選的左右互博 — 可以看到:影響大的,自命菁英的,未必是真知灼見的。我們異議群體更如斯,尤其是中國的異議群體囿於客觀限制,更難得有機會檢驗自己實際的民意基礎和實際的政治操盤能力。 換言之,體制內衡量菁英的標準是體制的重視程度;體制外衡量菁英的標準是媒體的重視程度。因此體制內外都往往是掌握權力、掌握資源、掌握話語權者成爲「菁英」,話語權匱乏者就只能是「草根」了。 可是,如果我們比別人多一點資源,多一點名氣,多一點話語權,我們就一定是菁英,就一定正確,就一定比別人更有思想,更有遠見嗎? 我上小學的時候,還是八十年代初,家裏請過一個從附近農村來的木匠做傢俱。完工結帳的時候,他是怎麼數我媽媽付給他的工資的呢?這位狡黠的木匠慢騰騰地將紙幣一張一張地舉到燈泡面前,「一個豬腦殼」,「兩個豬腦殼」,「三個豬腦殼」…… 我小時候就知道老毛不是個好東西,但是這麼明目張膽地譏諷和侮辱毛大神,還是嚇了我一跳。有些人總愛嘲笑中國農民有多愚昧。我要說,這位農民木匠比當時許多自以爲是的知識分子都要高明,我願意尊稱他一聲「啓蒙老師」! 這個木匠還單單是有勇氣講出來,就已經令我耳目一新了。湖南三壯士在天安門那驚天一擲,在我心中,那是比得上高漸離擲築、荊軻刺秦! 在決心去做大戰風車的唐吉訶德之前,他們也試過求見學運高層,試過遞建議書,試過投稿廣播站。儘管廣場上一片沸騰的民主氣氛,余志堅後來感嘆:「我們這樣的外省草根,根本插不上話」。 余志堅和喻東嶽都受過高等教育,至少稱得上小知識分子吧,他們的政治思維比當时許多大知識份子都超前,可是到了北京,到了權力的中樞,哪怕是遇到代表民主力量的權力中樞,他們也還是沒人理睬的「草根」。 菁英心態是什麼?自以爲壟斷宇宙真理的傲慢。廣場上只有一個廣播站,壟斷了最響亮的話語權。傲慢的菁英心態,使得三壯士的話語得不到聲張,只好用最危險的行爲藝術的方式來呈現。 當絕大多數自命不凡的熊孩子還在天真爛漫地向黨媽媽撒嬌賣萌,爲了喚醒他們,三壯士將自己年青鮮活的生命擲向了森嚴的神壇。 同樣的,更加草根的「六四暴徒」本着樸素的正義感在最危險的時候作出了在許多人看來是衝動冒失的一博。 一定會有人責備他們不夠冷靜。但是,一個民族如果只剩下冷靜,只剩下理性,沒有了血性,那和一具蒼白的乾屍、一架精於算計的機器又有什麼兩樣呢! 所以今天我要大聲疾呼:湖南三壯士才是天安門廣場上最最清醒的人!六四「暴徒」才是一九八九年最最勇敢的人! 我曾經在其他場合也說過這句話,當時有人善意地指出,這些人雖然「可憐」,他們今天的言行卻並不都「盡如人意」,並「不好相處」。沒有人能盡善盡美,我不是不能想見。但我還是要說,在一九八九年那樣的年代,不存在血卡,不存在政庇移民的前景,他們做出那樣的義無反顧,不可能有任何私心,不可能有任何求名求利的動機。無論今天他們是什麼樣的人,當年他們都是當之無愧的英雄! 尤其「六四暴徒」, 死者,死於良心,死於熱血,令我們這些生者羞愧;倖存者,在長期被遺忘被忽略以後終於逐漸得到一些關注,但他們得到的關注還遠遠不夠,與他們的犧牲、他們的價值,還遠遠不成正比。 在這一個紀念日,我要特別向他們致敬。這些「草根英雄」。 同時,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時代,我們更要警醒自己傲慢的「菁英心態」。我們常常自詡「知識份子」。何謂「知識份子」?我們不過可能在某些領域多一點點知識,而在其他領域的知識遠遠不及「屠狗輩」們。何況在互聯網興起後,獲取知識的門檻已經大大降低,一個自學能力強的人不需要上大學、進名校也完全可以比名校畢業的高學位人士學到更多知識(雖然未必有條件獲取更多資源)。我們何德何能自以爲掌握了宇宙真理呢?去年美國大選已經讓我們目睹了「菁英傲慢」的失敗,但同時崛起的,不應當是民粹主義,而應當是不恥下問的、願意深入聆聽社會其他階層聲音的、不傲慢的、「非自以爲是的菁英主義」。   (基於在2017.06.06 大紐約地區紀念六四28週年大會上的發言展開,待續) 原載《民主中國》

Continue reading …

紀念六四應當強調八九運動是全民運動—— 對六四紀念的三點反思和建議(一)

  對六四紀念的三點反思和建議—— (一)紀念六四應當强調八九運動是全民運動 雪 笠 2017.06   年年紀念六四反思六四,今年我就談幾點對紀念六四的反思和建議吧—— 第一、紀念六四應當強調八九運動是全民運動; 第二、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 第三、紀念六四應當溯及本初。   一、紀念六四,應當強調八九運動是全民運動。   八九年那場波瀾壯闊的運動,通常都稱爲八九學潮或者八九學運。儘管也有八九民運的講法,也早有不少論述指出學生運動在後期轉化成爲了全民運動,但我以爲,這樣的聲音還不夠多,還不夠響亮,強調得還不夠。在一般人的意識中,八九民運仍然是一場由「知識分子」主導的,以在校大學生爲主體的「學生運動」。雖然沒有人否認當時隨處可見的社會其他各階層廣泛的參與,不過,他們被統稱爲「市民」或者「北京市民」,而「市民」在運動中的角色僅僅被定位爲「積極支持和響應」,至於北京以外的全國各大中小城市的學運、工運、民運…… 的細節,就更少有人關注和研究了。 毫無疑問,這場運動當然是由學生運動發端的。我曾經聽一位來自上海的前輩開玩笑說,八九年之所以能夠鬧大,幸虧帶頭鬧的都是「共產黨自己的孩子」。他說,像他那樣的歷史反革命的狗崽子,給黨搗亂有前科的壞分子,每天都被看得巖巖實實的,不要說去人民廣場「逛」幾圈了,還沒走到巷口就被捉回去了。就我兒時的印象,我一向以爲八十年代是紅色中國思想最自由化、最少約束的一段時期,聽他這麼一說,我回頭再看才意識到:八十年代相對自由寬鬆的風氣大多還只限學術界、知識界(而且也還是時鬆時緊),所以我們象牙塔裡的書生才有了這樣的錯覺。事實上,民間社會的管控比七十年代好不了許多。翻查歷史檔案可以發現,八十年代全國各地都有不少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其他反共活動,他們比學生更早組織起來,甚至提出了遠更激進的政治訴求,但是都很快被撲滅了。所以,一九八九年如果不是因爲作爲體制儲備幹部的天之驕子的大學生首先上街而且得到體制內改革派的默許甚至鼓勵,全民運動在當時的環境下並不太可能形成。 那麼學生運動爲什麼會發展到全民運動呢? 爲什麼會得到全社會那麼熱情和一致的參與呢?通常解釋是物價飛漲、官倒橫行造成民間怨聲載道。沒錯。但如果僅僅將民衆的動機理解爲對學運的同情和對利益的共鳴,那也太低估他們的經驗和他們的自覺了。 楊小凱在《文革並非前後一致的十年浩劫》中用這麼一句話解釋了文革當中「非官方的造反派」的崛起:「共產黨的系統的政治迫害在有秩序時會被人們故意地偽裝遺忘…… 但人們並沒有真的忘記這種迫害,所以一旦政治控制放鬆,被迫害者就會混合著革命歡快症一下突然暴發出來」。 前三十年浩劫中,中國的絕大多數家庭都遭到了或多或少的迫害。「平反」和「改革開放」雖然暫時緩解了傷痛,但傷害的記憶還留存在人們的意識或者潛意識裡,混合着對腐敗貪污等現象的新的不滿,一旦被學潮開了閘,就不可抑制地迸發出來。 所以從學生運動到全民運動的轉折點不是在戒嚴後,不是在絕食後,甚至也不是在四.二六社論後。我記得四.一五學生剛上街,民間的議論就沸騰起來,觀望沒多久就熱烈地加入進去了。觀望什麼呢?觀望中共的反應。所以,投入進去的民衆大多還是比較樂觀的,是寄望於中共可以改正的。而對中共的迫害和恐怖記憶最深,傷痕最深,仇恨最深那批人,包括當時仍然奉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臺灣以及臺灣支持下的海外民運,都繼續在觀望而沒有採取「主動」「引領」的行動。因此,儘管「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在學潮第一週就有人喊了出來,畢竟沒有成爲運動的主流。一場並不反對中國共產黨的秩序井然的羣衆運動能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呢?於是貼上了「深化改革」的護身符的人們在激情的驅使下,忘我地投入了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 王超華有段回憶描述了四二六社論以後的四二七遊行,當時學生還很緊張,走到警察的防線前面還有猶豫,是羣衆把警察推開,叫學生「快來」。在我看,這已經不是「響應」,是「推動」了。事實上,整個八九運動過程我們都可以觀察到,每次學生、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的明星人物瞻前顧後,擔心「學運變性」,擔心被追究政治責任的時候,民衆都比他們更有熱情,步子更大,是民衆在把這場運動往前推,而不是往後縮。 我們在研究八九運動的時候,往往將重點放在高層的祕辛、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領袖的活動上,近年來才有廖亦武、吳仁華等開始整理「六四暴徒」的事蹟。我建議,研究八九,對於當時社會各階層的心態和動態,都可以有更細緻、更立體化的觀察和剖析,繪製出更全面的群像。 中共不總是哄騙今人說八九學潮是「一羣不懂事的小孩子的胡鬧」嗎?所以我們更應該特別強調:八九運動是一場完全自發的全民運動。有人會說各個階層的訴求不盡相同,沒錯,但所有階層都有一點相同的訴求,那就是全民議政、全民要求參政! 這一點,中共的大佬們比誰都看得清楚。 中共自己就靠發動學生運動發家的,還怕控制不了學生運動嗎?還怕這些仍然天真地、親切地稱呼共產中國爲「共和國」,爲了挽救這個「共和國」而絕食的學生嗎?爲什麼要鎮壓?爲什麼要「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平安」?正是因爲看到了「萬衆一心」的苗頭,正是因爲對全民運動的恐懼。 當年如此,今天也如此。     (基於在2017.06.06 大紐約地區紀念六四28週年大會上的發言展開,待續)   首發 《民主中國》  

Continue reading …

「人權普適」對誰都不應只是一句口號 ── 從江天勇和蕭建華談起

  我們從《環球時報》得知,因涉“國家機密”而被困牢獄中的維權律師江天勇在接受該報“采訪”時“承認”自己“捏造謝陽律師遭受酷刑”,用以“抹黑”中共政府及司法機關。對此我們並不驚訝,因為江天勇律師在人身不得自由,甚至遭遇非親歷者難以想像的酷刑的脅迫下所“承認”的任何罪行都無法令公眾采信。 不得自證其罪是現代刑事訴訟中最基本的司法準則之一,這個規則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紀的英國普通法,而中共政府在2013年1月1日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中也增添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然而中共政府在江天勇的案件中,不僅隨意給江天勇羅織罪名,更加無視司法準則,在沒有任何實質性證據的情況下,強迫江天勇承認自己的“罪行”。 事實上,江天勇律師從突然失蹤,到被當局正式宣布被逮捕,之後又被禁止會見律師,事件的整個過程沒有經過任何正常司法程序。江天勇律師所遭受的這一切迫害,再次見證了中共如何踐踏司法準則,如何無視公民基本權利。 無獨有偶,我們同時也關註到今年春節期間,親體制的紅頂商人蕭建華被中共從香港秘密綁架回大陸。整個過程同江天勇類似:都是秘密抓捕,都不得會見律師。 甚至,當中共整肅蕭建華這樣的“自己人”時,深知這些給自己辦事的“奴才”不討公衆喜歡,更不討異見者喜歡,人權工作者和輿論界均不會像關注江天勇等人權律師那樣去關注蕭建華的人權問題,因此中共連“國家機密”這樣的理由都不屑提供,一個大活人就這樣被綁架、消失、蒸發…… 沒有任何解釋。 誠然,肖建華在六四中的斑斑劣跡令人唾棄,然而我們人權工作者堅信人權標準是普適的,不是雙軌的,不應因人而異。無論是反共的江天勇還是親共的肖建華,他們都面臨相同的人權迫害;無論肖建華是否有罪,我們都應確認一個共識:他的辯護權不該被剝奪,審判應該公開公正,不能隨意破壞司法程序 —— 因爲,程序正義是人權保障的重要基礎,沒有程序正義,無論政府高官、紅頂商人還是平民百姓都可能淪爲公權力侵犯的受害者、當權者濫權的犧牲品。我們公民力量不僅關注和維護維權人士、異議人士、無權無勢的普通民眾的基本人權,也曾為當權時飛揚跋扈、視民眾的生命和權利為草芥的薄熙來、周永康等作為階下囚的人權而呼籲,正如我們曾經在公民力量的聲明中所提到的:“當政者玩弄司法為其政治目的服務的時候,可能受害者看起來只是一個失敗了的政客—他可能受到人民擁戴也可能遭到人民的唾棄—然而,事實上,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受害者,一個不能保護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江青、趙紫陽、薄熙來、周永康的基本權利的制度,同樣不能保護一般民眾的基本權利。公民力量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堅決反對對不同的人使用不同人權標準的思維和行徑。高官​薄熙來、​周永康的罪行必須受到法律審判,犯罪嫌疑人薄熙來、周永康的權利必須受到法律保護。“ 二十世紀經歷了無數由獨裁者製造的人間災難,一些悲劇在二十一世紀仍在延續。如果一定要從眾多總結二十世紀人類災難的教訓中選出最重要的一句話,那就是: “起初他們迫害共產黨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馬克思的信徒。 後來他們迫害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日耳曼人。 再後來他們迫害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牧師。 最後他們迫害到我頭上,我環顧四周,卻再也沒有人能為我說話。” 當蕭建華被祕密綁回大陸那天,當他頭上的紅頂被置換成黑布,他那被黑布蒙住的腦袋裡面,不知道有沒有閃過這句名言。 江天勇律師不是第一次入獄,2011年他就被監禁並承受了酷刑。我們相信,那時的江天勇和“江天勇”們的遭遇不會有幸出現在紅頂商人蕭建華的視野中,即便偶然閃進他的視野,怕也就是一掠而過甚至一笑而過,對此類“不正常的人”,他是不屑多顧的。然而,我們仍然堅信:人之初,性本善。我們希望今日此時的蕭建華終於會想起江天勇們,終於會去思考江天勇們爲人權的不懈抗爭,對蕭建華、對蕭建華的家人、和對所有中國人的意義。但願如此。 但願如此,“人權普適”對任何人都不只是一句口號。   首發《縱覽中國》 王雪笠  楊建利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