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六四紀念的三點反思和建議——
(二)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
雪 笠
2017.06
年年紀念六四反思六四,今年我就談幾點對紀念六四的反思和建議吧——
第一、紀念六四應當強調八九運動是全民運動;
第二、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
第三、紀念六四應當溯及本初。
二、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
講這一條,是特別為了悼念今年逝世的余志堅先生。
不要誤會我,基本上我是支持菁英民主政治,警惕民粹政治的。但是我要問一句:誰是菁英?誰稱得上菁英?
菁英一詞來自英文ELITE,早期的菁英主義是用身份、財產、地位來作爲衡量標準,這時候的菁英政治就等同於寡頭政治。後來發展到菁英民主以後,菁英的涵義再延伸到具備相當「知識」、「技能」、「天賦」的群體。姑且不論辭典上對菁英如何定義,我們支持菁英政治的基礎理由應當是:菁英比大衆具備更強的政治決策和管理能力,更高瞻遠矚。
然而事實上,在一個權力壟斷、機會不平等的社會,菁英是怎樣養成的呢?
在體制內,誰是菁英,誰不是菁英,是由地位高低決定的,而地位的高低未必跟能力成正比。體制外呢,菁英與否是由其透過媒體的影響大小決定的,至於知識廣度、思想深度和成熟度,並不起多大作用。我們哪怕看西媒也是如此 — 尤其從去年美國大選的左右互博 — 可以看到:影響大的,自命菁英的,未必是真知灼見的。我們異議群體更如斯,尤其是中國的異議群體囿於客觀限制,更難得有機會檢驗自己實際的民意基礎和實際的政治操盤能力。
換言之,體制內衡量菁英的標準是體制的重視程度;體制外衡量菁英的標準是媒體的重視程度。因此體制內外都往往是掌握權力、掌握資源、掌握話語權者成爲「菁英」,話語權匱乏者就只能是「草根」了。
可是,如果我們比別人多一點資源,多一點名氣,多一點話語權,我們就一定是菁英,就一定正確,就一定比別人更有思想,更有遠見嗎?
我上小學的時候,還是八十年代初,家裏請過一個從附近農村來的木匠做傢俱。完工結帳的時候,他是怎麼數我媽媽付給他的工資的呢?這位狡黠的木匠慢騰騰地將紙幣一張一張地舉到燈泡面前,「一個豬腦殼」,「兩個豬腦殼」,「三個豬腦殼」…… 我小時候就知道老毛不是個好東西,但是這麼明目張膽地譏諷和侮辱毛大神,還是嚇了我一跳。有些人總愛嘲笑中國農民有多愚昧。我要說,這位農民木匠比當時許多自以爲是的知識分子都要高明,我願意尊稱他一聲「啓蒙老師」!
這個木匠還單單是有勇氣講出來,就已經令我耳目一新了。湖南三壯士在天安門那驚天一擲,在我心中,那是比得上高漸離擲築、荊軻刺秦!
在決心去做大戰風車的唐吉訶德之前,他們也試過求見學運高層,試過遞建議書,試過投稿廣播站。儘管廣場上一片沸騰的民主氣氛,余志堅後來感嘆:「我們這樣的外省草根,根本插不上話」。
余志堅和喻東嶽都受過高等教育,至少稱得上小知識分子吧,他們的政治思維比當时許多大知識份子都超前,可是到了北京,到了權力的中樞,哪怕是遇到代表民主力量的權力中樞,他們也還是沒人理睬的「草根」。
菁英心態是什麼?自以爲壟斷宇宙真理的傲慢。廣場上只有一個廣播站,壟斷了最響亮的話語權。傲慢的菁英心態,使得三壯士的話語得不到聲張,只好用最危險的行爲藝術的方式來呈現。
當絕大多數自命不凡的熊孩子還在天真爛漫地向黨媽媽撒嬌賣萌,爲了喚醒他們,三壯士將自己年青鮮活的生命擲向了森嚴的神壇。
同樣的,更加草根的「六四暴徒」本着樸素的正義感在最危險的時候作出了在許多人看來是衝動冒失的一博。
一定會有人責備他們不夠冷靜。但是,一個民族如果只剩下冷靜,只剩下理性,沒有了血性,那和一具蒼白的乾屍、一架精於算計的機器又有什麼兩樣呢!
所以今天我要大聲疾呼:湖南三壯士才是天安門廣場上最最清醒的人!六四「暴徒」才是一九八九年最最勇敢的人!
我曾經在其他場合也說過這句話,當時有人善意地指出,這些人雖然「可憐」,他們今天的言行卻並不都「盡如人意」,並「不好相處」。沒有人能盡善盡美,我不是不能想見。但我還是要說,在一九八九年那樣的年代,不存在血卡,不存在政庇移民的前景,他們做出那樣的義無反顧,不可能有任何私心,不可能有任何求名求利的動機。無論今天他們是什麼樣的人,當年他們都是當之無愧的英雄!
尤其「六四暴徒」, 死者,死於良心,死於熱血,令我們這些生者羞愧;倖存者,在長期被遺忘被忽略以後終於逐漸得到一些關注,但他們得到的關注還遠遠不夠,與他們的犧牲、他們的價值,還遠遠不成正比。
在這一個紀念日,我要特別向他們致敬。這些「草根英雄」。
同時,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時代,我們更要警醒自己傲慢的「菁英心態」。我們常常自詡「知識份子」。何謂「知識份子」?我們不過可能在某些領域多一點點知識,而在其他領域的知識遠遠不及「屠狗輩」們。何況在互聯網興起後,獲取知識的門檻已經大大降低,一個自學能力強的人不需要上大學、進名校也完全可以比名校畢業的高學位人士學到更多知識(雖然未必有條件獲取更多資源)。我們何德何能自以爲掌握了宇宙真理呢?去年美國大選已經讓我們目睹了「菁英傲慢」的失敗,但同時崛起的,不應當是民粹主義,而應當是不恥下問的、願意深入聆聽社會其他階層聲音的、不傲慢的、「非自以爲是的菁英主義」。
(基於在2017.06.06 大紐約地區紀念六四28週年大會上的發言展開,待續)
原載《民主中國》